有人说，徽州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移民文化。也有人说，徽州文化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商人文化。我说，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徽州文化”是一个充满地域特性的人文概念。徽州的地理位置独特，重山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这种山水互补的地理条件，为徽州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

　　历史上的徽州向来有“吴楚分源”之说，属“吴头楚尾”，虽自唐宋以来府志地界屡有变动，但一府六县的大格局相对稳定，即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婺源。

　　这是一块移民不断、蛮汉杂聚之地，这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是一块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这也是一块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凭借风起云涌的徽商，仰赖于徽州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演变，得益于先哲们的智慧，徽州文化已凝固成抽象的思想，凝聚的理念，已沉淀为具体化的举止、形象化的景致、传统化的风情。

　　中原战乱引起北方大批的士家大族流入南方，很快，人少地稠的徽州占据了政治经济的中心，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其社会上层是正统的儒家汉文化，而社会下层却仍保留了古代江南山越等少数民族的习惯和风俗。

　　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与山越的主仆奴隶制并存，汉族的重礼兴教与蛮民勇悍尚武的风俗交织。它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封闭、排斥、交融、同化、升华的反复磨合的历程。直至隋末，在乡人汪华的“保境安民”口号中才完成了汉越的相对认同与融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文化正是在历史动荡中吐故纳新，在社会发展中脱胎换骨。独特的地理环境，鲜明的地域差异，浓厚的移民个性，铸就了徽州独特的文化内涵。

　　这种地域文化的特点是：中原文化与徽州土著文化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嫁接；土著文化汲取汉文化的营养，不断重塑；两种文化通过整合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出现。

　　我们从中既可以找到中原思想的影子，也可以欣赏到朱子理学的光芒；可以找到移民教化的代谢，也可找到蛮越质朴的遗风；可以窥探到新安思想的痕迹，也可以探寻到新文化运动的曙光。徽州文化，作为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遗产，印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哲理。

　　徽州文化是一段清新隽永的秀美历史。古徽州文明可以推至良渚文化之前，大致经历了山越文化、新安文化、徽州文化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大的渗透和融汇，每一次融汇都擦出耀眼的文化火花。可以说，徽州文化是苗越先民与徽州儒贾用血汗与智慧谱写的一段鲜活历史。

　　

　　数百年来，徽州文化兼容并包，推陈出新，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升华自己的价值。对于徽州文化的风格，有学者这样评述：“她融山越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汇东晋移民残存的隐逸和耕读心态，取南宋移民留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汲玄学影响的善于思考、理学熏陶的集纳，存朴学训诂的科学严谨。”

　　因而，徽州人集数种心态于一身：纯、倔、变，这些是徽文化鲜明的特点，更是徽州文化内在不朽的灵魂。

　　“纯”是蛮越遗风，是僻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理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守信义，崇礼重儒。

　　“倔”是生存环境恶劣打磨练就的基本心理品性，“徽骆驼”、“绩溪牛”正是这种性格的真实写照。正如陶行知所说：“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徽州人若没有这种耐与忍的毅力，不仅会一事无成，甚至生存也会受到威胁。

　　“变”则是徽州人移民心态的重要因素。民国学者鲍幼文说：“徽州文化，往往能自成一种风气。久之风声所播，乃广被于海内，而黄山白岳隐然为学术渊薮。”“徽州人实皆有转风气，继往来之能力。”这正是徽州人聪颖好学，力求创新，以柔克刚的双重性情的体现。

　　穷则思变。正是这种变数，使徽州人找到了生活自信，找到了耕读理由，找到了用武、立足之地，同时又总是“开风气之先河”站在时代的潮头，这才有了徽商风云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辉煌，才有了徽州文化的鼎盛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美誉。毫无疑问，徽州文化对中国文化充实、进步与发展是功勋卓著的。

　　徽州文化是理念跌宕起伏、激情迸发的一首史诗。徽州文化的脉络主线，是在潜移默化的中华正统思想与突破创新本土理念的矛盾中不断斗争，是在中原的“侨支”与本土的“主支”不断吐故纳新中出现的奇特结合。

　　

　　徽州思想史上的三巨人——朱熹、戴震、胡适在各自时代独领风骚，是中隔一个时期徽州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形成、强化、发散的杰出代表，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推进了思想文明的进步，朱熹把孔孟之道系统化，形成了影响久远的新安理学，宣扬“存天理，灭人欲”，被统治者纳为“正统”，风光数百里。

　　另一方面，朱子又固本思变，称“人欲中自有天理”，“以仁义为先”，为贾而好儒的徽商经营取利到了充足的思想依据，成为徽商走南闯北的理论旗帜。

　　戴震以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位居正统的程朱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呼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实行“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襄粮”的“王道”、“仁政”，终结旧理学而倡导朴学，强调“民本”、“民富”，将封建思想推向终结，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成为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颗明星。

　　而近代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既是对旧传统的一次理性反叛，又是与自身旧文化的一次决裂，最终导致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生一次非常革命，使中国人的思想文化生活在变革中重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徽州文化突出表现在：保守与创新并存，吸收与扩张并举，蛮勇与儒质兼备，“求是”与“存疑”相织，艺术与环境结合，功利与实用相呼应。

　　徽州文化虽以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为内核，但又有徽商作为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对理学的改铸和新的阎发。徽州文化虽以徽州为依托，却对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并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徽州文化是一块古色古香的世界瑰宝。它的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意义，而且在于现实的作用。我们从大量的古民居、谱牒、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每一层面感受到中下层社会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

　　黑和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蓄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苍茫。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在徽州人家，我们看到，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疏梅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水口的布局设计，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现出徽风徽韵。

　　徽州的方言，待人接物的礼节，徽州人的一桌习惯，婚丧娶嫁习俗，无不呈现出古老神奇的乡土风韵。

　　回味徽州文化炽热的往昔，聆听徽州文化蜚声海外的赞誉，感受徽州文化热血沸腾的脉搏，我们有理由相信，徽州文化蕴藏着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无论是从史学、人文哲学的角度还是没学、艺术欣赏的角度，无论是从民俗民风，宗法礼教的角度，还是工艺制造，技术发展的角度，徽州文化都不愧为光彩夺目的瑰宝。

　　

应该说，历史上的徽州，凭借徽商的崛起，凭借军事上退守进攻的独特地理环境，凭借紧靠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人文优势，几乎在每一时期、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产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产生了以渐江、黄宾虹为代表，以黄山白岳自然山水为题材的新安画派；产生了以大量医学著作为基础，以汪机、徐春甫等名医名家为先导的新安医学；产生了以“三雕”、“三绝”为风格的徽派建筑；产生了以乡土风味为特色，以山珍野味为原料的徽菜；产生了以天然山水为依托，以儒家风骨为情调的徽派园林……串串珍珠大放异彩，文化光芒夺目四射。

　　徽州文化积淀丰厚，是中华文化精华的大汇聚、大浓缩，也是中华文化的打拓展、大创造，以此确立了其在中华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几千年匆匆而过，社会在进步，徽州也不例外。古朴的徽州在进步的同时，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解读徽州文化，我们被徽派建筑的神奇所吸引，被新安理学的深邃所震撼，被新安医学的奇妙所征服，被徽州“三雕”的精彩所倾倒，被徽戏的魅力所陶醉，为徽菜的美味而吸引。

　　我们想科学地尊重先人留下的这份遗产，轻轻拨开那段神秘的历史，寻找那段昔日的辉煌，从史学的角度，给前人一个交代，给后人一个启迪，给历史一个诠释。

 

　　来源：博库悦读